从《新文化运动》的同课异构看史料教学的运用

史料是指“那些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，并能帮助我们认识、解释和重构历史过程的痕迹”。自希罗多德开始，史学就成为材料史学。西方人称希罗多德为“历史之父”，其原因就在于以后的史学家都向他学习，重视材料的搜集和对史实的分析研究。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强调要通过史料教学，培养学生的四种思维特性：逻辑性、批判性、发散性以及深刻性。1989 年高考题型中材料分析题“横空出世”，并逐渐演变成高考的主要题型。历史学科有这样的优良传统，课程标准有这样的明确规定，高考又有这样的考核要求，因此中学历史教学几乎到了“无史料不教学”的程度。

如何有效地进行史料教学?带着这个问题，长沙市长郡中学发起了一次以史料教学为探讨目标的同课异构活动。这一活动得到了湖南省另外几所高级示范中学的响应。2014 年11 月，长郡中学、长沙市一中和湖南师大附中三位青年教师来到长郡中学，他们就人教版必修Ⅲ第15 课新文化运动进行同课异构，为长沙市100余名教师奉献了三堂精彩的观摩课。三位教师执教相同内容，运用不同的设计思路，均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。他们在史料教学的运用上，独具匠心，为我们使用史料进行教学提供了一些经验和思路。

湖南师大附中的朱皓老师在教学中大量采用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原文，以《新青年》杂志不同阶段的文献为载体，串起了教学线索，完整地构建了历史课堂。她围绕“读一本杂志，品一段历史”，将新文化运动设计为四大篇章。在讲述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时，朱老师首先对其进行追根索源，然后为学生提供了大量原始材料，并引导学生思考问题。朱老师出示的史料显示，1921年，胡适在给《吴虞文录》这本书作序时称赞吴虞为“只手打孔家店”的英雄。这则史料的运用非常精彩，引导学生注意到，原来新文化运动最初说的是“打孔家店”而不是“打倒孔家店”。后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人们把“打孔家店”发展为“打倒孔家店”。“打”和“打倒”尽管只是一字之差，意义却是千差万别了。“打”是批判，而“打倒”就是全盘否定了。在此基础上，她组织学生辩论，要求学生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,以达到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目的。这则史料的运用，让人耳目一新。

长沙一中的张博文老师，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融为一体，并引导学生多角度看待新文化运动。通过阅读原始史料，引导学生感受新文化运动内容的含义。本课设计中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将“三提倡、三反对”进行联系。在选取的史料中，在选取的史料中，张老师都是将原始史料和后人的观点评述结合在一起，比如联系民主、科学与新道德、新文学的时候，将《敬告青年》和金观涛、刘青峰的观点结合;联系新文学和科学的时候，将勒内·韦勒克的《文学理论》和钱玄同的《文学革新申议》结合，从而引导学生分析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。他提供了“教育平民化”和“个人主义”二则材料，要求学生讨论在“三提倡、三反对”之外，是否有必要单独增加这一目或两目内容，为什么?接着运用了四则史料，引导学生多角度对新文化运动进行评价。运用史料的目的是要求学生用多种思维解读新文化运动，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。在现场的教学展示中，张老师又提供了几页史料拓展阅读，以这些史料如胡适整理国故的言论，引导学生思考，新文化运动是不是如从前所说，对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;如模仿高考试题，让学生根据材料思考，教材需不需要补充新的章节。这些都是发散性的设计，学生思路大开。

长郡中学的周禄丰老师，抓住问题的核心，提供材料，指导学生深入地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内容。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是民主和科学，他指导学生探究为什么要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?对提倡新道德，反对旧道德这个内容，周老师讲得极为到位。我们平时讲这个内容，一般引用鲁迅《狂人日记》中的“吃人”来强调反对旧道德。至于为什么旧道德“吃人”，我们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。但周老师列举一则史料，《新青年》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，描写一个14 岁的望门寡被关在屋里，被其父亲循循善诱强迫殉节的事例，让我们切实感到封建礼教确实在“吃人”。这种材料极具震撼力，它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。对于提倡新文学，反对旧文学的内容，周老师重点以白话文和文言文为例来进行说明。他以黄侃和胡适的争论，强调文言文精炼;以胡适的诗和杜甫的做对比，意在阐述文言文相对白话文的典雅和优美;以南怀瑾的一段话作为材料，说明文言文脱离口语利于文化传承，白话文有利于传播科学。他还在教学中大量地引用了鲁迅、胡适的文章作为材料，启发学生思考问题，对传统的结论尝试着做一些突破。

作为湖南省三大名校的年轻教师，能把这堂课上到如此境界，已经难能可贵了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要进行鸡蛋里挑骨头式评价的话，这三堂课在史料教学方面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。

朱皓老师运用的史料整体“偏易”,具体表现为：

运用的原始史料少，所选择史料的文字不多，不利于学生阅读分析问题能力的提升。在新文化运动中，她运用了13 则史料，共计有734 个字，其中原始史料为293 字。最长的原始史料仅80 个字，是陈独秀在《文学革命论》中提到的“三推倒，三建设”。

有些史料在实际教学中失效，与优秀高中二年级学生的水平不相匹配。如用任卓宣在《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》的原文引出新文化运动的背景，用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发展大事转换成时间轴等，这些材料对基础非常薄弱的学生来说，可能起到弥补初中历史知识不足的作用，但对长郡中学这些极为优秀的学生来说，运用这些史料只是挤占有效的教学时间。

史料的呈现方式缺乏层次性，不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。朱老师通过“看封面、读目录、品文章、阅专号”等形式多样的材料展示，来讲述新文化运动的内容。尽管其分析的内容很全面，但基本上都是浅尝辄止，学生的思维无法得到较好的训练。如在具体讲提倡民主、科学时，朱老师引用了富兰克林的碑文和王奇生研究新文化运动的一段材料，这两则材料其实都是反映同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“科学”和“民权”(或民主)。至于为什么要以它们为口号，运用它们为口号产生了什么影响，则没有深入探究。在论述提倡新道德和新文学方面，在史料挖掘方上也同样处在“是什么”(what)层次，“为什么”(why)和“怎么样”(how)的问题及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，他基本上没有涉及。

张博文老师运用的史料整体“偏难”，具体表现为：

有些史料的理解还没有到位。张老师为学生提供了2008 年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一段史料，其内容是“个人主义”。为了加深学生对个人主义的理解，他又补充台湾高中历史教材中关于“救亡与启蒙”的内容，引导学生理解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。教学实践中，学生不但没有理解个人主义、集体主义与新文化运动关系，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也变得越来越模糊。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倡导个人主义，是当时提倡新道德的一个具体表现。美国学者约瑟夫·列文森在《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》中的观点有力地佐证着这个观点。他认为儒学重义轻利，重群体轻个体，重人情轻法制，重和谐轻竞争，中国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主要因素，因此中国五四运动提出打孔家店。

有些史料的逻辑关系没有理顺。如在讲多角度看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时，张老师为学生提供了岳麓版教材中“教育平民化”的一段史料，希望学生增加教育平民化为新文化运动的内容。其实，教育平民化与“三提倡”不是并列关系，提倡新文学与它是因果关系。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提倡了新文学，文化教育得到普及和提高，教育平民化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。

史料堆砌的现象明显。在讲对新文化运动进行评价时，张老师运用了四部分材料：一是人教版教科书中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;二是毛泽东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一文中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;三是周策纵先生在《五四运动史》“整理国故”一节中，对胡适所做贡献的描述;四是陈旭麓先生《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》一书中对中西文化冲突与论战的描述。张老师期待学生通过阅读这些史料，由浅入深地评价新文化运动。但是史料字数多，学生能够读完就不容易，如果还要从史料中提取有效观点，就更难了。尤其是第三和第四部分史料，不但篇幅长，而且没有总结性的话语，学生基本上无法完成学习任务。教师运用史料的动机是良好的，但由于教师对史料预设过深，要求过高，学生无法达到教师所企及的高度，从而影响课堂效果。

从三位老师运用史料的情况分析，周老师在运用史料方面相对较为成功，但是有几则史料与论述的主题还是有些“偏离”，具体表现为：

一方面，运用计量史学方法有以偏概全之感。周老师引用了王奇生的观点，提到在《新青年》发表各类文章共计1529 篇中，专门讨论“民主”的文章只有3 篇，专门讨论“科学”的文章也不过5、6篇，因此他得出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“挡箭牌”的结论。单纯从数据上分析就存在疑问，金观涛、刘青峰所著的《< 新青年> 民主观念的演变》一文中提到在《新青年》中，“科学”一词出现了1913 次，“民主”只有513 次。1913 次“科学”中真的只有3 篇专门讨论“科学”，513 次“民主”中真的只有5、6 篇专门讨论“民主”吗?即使果真如此，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也需要谨慎，孤立的数据不一定能准确反映当时社会现实，尤其是思想文化层面上的真实状况。还要搜集一些其他的数据。

另一方面，有几则史料有运用过度之嫌。对于学识丰富、视野开阔的周老师而言，运用史料进行教学的关键，不在于他补充多少知识，而在于他下决心舍弃多少史料。在讲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采取的彻底否定的态度时，他运用了鲁迅在《无声的中国》和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的两段史料，希望学生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新文化运动的偏激。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旧文化的态度是要批判的，而他认为新文化运动过激表现合乎情理，这与中学历史教学的指导思想相悖。他从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一文中，选取一段447 个字的材料。这则史料与论述的主题没有必然联系，完全可以舍弃。又如，在讲完新文学与旧文学的优缺点以后，他提出“新文化运动废文言文，你对此有何看法?”并引用南怀瑾一段150字的史料，来说明文言文脱离口语反而更利于文化传承;又从网上下载一段155 个字的白话文，来说明白话文传播科学的优越性。从教学思路的承接关系上来看，既然新文学与旧文学各有优缺点，应该继续论述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要倡导新文学，而不是讨论新文化运动废文言文的问题。因此，这两段偏离主题的史料可以删去，应该补充一段类似张博文老师运用过的“教育平民化”史料，以此说明新文学在普及和提高大众文化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。

这次同课异构教学活动，对史料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做出了有益的探索，同时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：在内容选择上，要处理好课程标准内容与史料选择之间的关系。

课程标准对本课的要求是：“概述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，探讨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。”“三提倡、三反对”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主要内容，是本次教研课的重点。在运用史料方面，三个内容不能等量齐观，而应有侧重。新文化运动主要是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，思想革命比文学革命更重要。在思想方面，民主和科学只是口号，提倡新道德才是其核心，民主、科学与提倡新道德是“表”与“里”的关系。因此在时，运用史料应集中围绕“提倡新道德，反对旧道德”而展开。从讲解“新道德”的概念，到提倡新道德，反对旧道德的原因，进而到讨论“打倒孔家店”等内容，教师都要精心选择史料，层层递进，对内容之间的逻辑性进行充分论证。关于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新文学的内容，高中不能停留在简单就事论事的层次，而要深入探究，这要求教师科学合理地选择史料。

对于新文化运动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，应有清晰的讨论。建议运用史料简明扼要，如引用陈独秀所说的话：“要拥护那德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旧礼教、旧贞节、旧伦理、旧政治。要拥护那赛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旧宗教、旧艺术。要拥护德先生，又要拥护赛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。”于是，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，和以反对文言文，提倡白话文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命就悄然发生了。本课的难点是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。在讲述内容及联系时，建议要对内容进行思想和文化的分类，为诠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奠定基础。

在史料的运用程度上，要处理好史料的难易与学生学情之间的关系。

素质教育的根本特征就是学生主体教育观。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，学生能主动参与历史教学的过程，是运用史料进行教学最重要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。结合同课异构的教研，几位教师选择史料的难易程度不等。如果稍微作些调整，教学效果可能会更好。在史料教学过程中，教师聪明地选择史料比盲目地努力更重要。我们一定要选择那些既符合课程内容标准，又符合学情特点的史料，要求做到“不易”“不难”“不偏”，达到“刚刚好”的程度。

在史料的来源上：要处理好史料与教科书之间的关系。

教科书是教师教学的基础，教师传授知识时，一般离不开教科书。近年来，高考考查内容强调课程知识，而不是教科书里静态的知识，因此教师教学时经常以课程为中心，而疏远教科书。新课程新理念不是要我们抛弃教科书，而是要我们把教科书当做教学材料来教。教科书中的第一手史料，以及教科书所呈现的历史事实等，应该是史料的主要来源。在教学实践中，教师对教科书里的材料“敲骨吸髓”后仍觉得不能满足教学需要时，再去补充新的材料。这次同课异构活动中，为了求变、创新，年轻教师都引用了大量教科书以外的史料。尽管他们在史料创新方面要鼓励，但我们不建议脱离教科书去盲目求变，因为这种处理史料的方法有舍本逐末之嫌。

在史料呈现的方式上：要保证史料客观性与严谨性的统一。

史料的客观性是保证历史科学性的基本前提。教师设计材料分析题，运用传统史料构建全新的情境，考查学生的学科能力，这已经成为历史教学中的亮点。为了引导学生得出某种结论或追求答案的完整性，部分教师“削足适履”，对原始史料进行人为加工。对这种行为，我们要高度警觉，防止恶性循环。同时，在平时设计史料分析题时应注明出处，不符合史料的引用学术规范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要对所引的史料通盘了解，不能出现误解或一知半解的情况。如果题目的科学性出现问题，答案就不可能准确。这次同课异构活动，三位教师展示的史料客观、科学，但是引用史料的严谨性方面还有待加强。

原载于：《历史教学(上半月刊)》2015年05期